大空間建筑的使用方式多種多樣，并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功能演變不勝枚舉。我們嘗試超越單純的功能主義分類，回顧通用空間的起源、當代建筑師的重要實踐，并選取其中典型的議題來分析當代技術通過對功用的重新定義而展現的紀念性。通過激勵和促成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技術的使用過程和方法獲得深刻的意義。通過整合結構構成、環境等體系，通用大空間展現了通往技術自由的多種可能性。

阿爾伯蒂在《建筑論》第八書“世俗性公共建筑的裝飾”中，談到“娛樂性建筑物”，包括劇場、圓形競技場和馬戲場。他在這里提出了公共聚會的目的問題，論證了大型公共空間的功能起源：

按照阿爾伯蒂的描述，這些娛樂性建筑物服務于閑暇的消遣活動，應該能夠激發“智慧的能量和精神的能力”。當我們談及功能的時候，經常是指建筑中的活動，而非設計來容納這些活動的建筑物本身。空間的使用模式反映社會生活的結構，比如福柯在描述西方社會的規訓本質時所選擇的例子，把現代社會比作是杰里米·邊沁發明的全景監獄。因此，大空間的使用方式能夠折射當代消費社會的結構和公共生活的面貌。

如今體育、交通、會展、觀演、博物館、娛樂、宗教、工業與科研等多種類型的活動，都以各自獨特并且不斷變化的方式在巨大尺度的空間中進行；除此之外，尚有辦公樓和商場中的大型中庭、半室外公共空間等案例。這些大空間通常是城市居民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場所，比如大會堂是政治議事的核心，展覽中心是工業和貿易交流的地點，機場和火車站是旅行起止的所在，而劇院和體育場則是文化娛樂和競技健身的場所。除了特定的公共活動之外，大空間建筑在當代城市中還塑造了重要的大型開放空間；在日益私有化和商業化的城市中，這些空間維持著城市公共生活的魅力和多樣性，包含城市文化的精粹，就如同大都市的羅塞塔石碑，記載了公共生活的密碼。成千上萬的旅行者穿過機場飛向世界各地，電視節目中每天轉播體育場館中進行的體育盛事。大空間建筑和這些事件一起，成為城市文化的載體。這些人流高度密集的大空間建筑本身經常又會集成交通樞紐、停車場庫、商業服務和大規模的廣場、景觀及市政工程等設施；以大空間建筑為核心，周邊匯聚多種城市機能，形成充滿活力的復合功能城市片區。火車站、航站樓成為越來越復雜的綜合交通樞紐；體育場、劇院、展覽中心集合地鐵、公交、道路等交通設施的支持。當代的大空間已經從功能性的建筑物轉變為事件空間，促成一種更加開放的公共環境。

隨著社會和公共生活的發展，有些大空間的使用方式經久不變，另外一些則應時而變。阿爾多·羅西在《城市建筑》中以城市的“主要元素”代表公共和集合的特征，即為公眾服務的集合產品，具有城市的屬性；其空間特性和作用（與功能無關）反映了城市實際生活的狀況，并以其存在和組織方式使建筑獲得自身的品質。羅西使用的例證包括尼姆的競技場，以及羅馬城市中的萬神廟、廣場和劇場。世異時移，功能變遷，這些城市元素和紀念性結構的持續動力促成了城市的長遠發展。

通用空間（Universal Space）的概念由密斯最早提出。這一概念試圖取消空間的功能屬性，特指大跨度、靈活使用的單一空間，對現代大空間建筑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直至今日仍是大空間建筑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一方面，建筑本身是持久和代價高昂的；另外一方面，城市公共生活日益多樣化，并且隨著時代不斷變遷。這就促使通用大空間成為應對社會生活變化的一種解決方式。

1942年，密斯制作了一個音樂廳的照片拼貼畫，采用阿爾伯特·康于1937年設計的格倫·馬丁飛機組裝大樓的室內做為背景，在其中設置了木材和鋼板制成的靈活的墻和頂棚，疊加上他的基本空間概念。阿爾伯特·康是為亨利·福特和其他底特律汽車工業家服務的建筑師，設計了適應于汽車生產線的大空間廠房。30年代末，美國的鋼鐵技術已經能夠生產更大的斷面，焊接方法開始在建筑中替代鉚接，使節點更為簡潔。這些新技術促成了更大跨度的屋蓋，增加了建筑空間的可能性。1952-1953年，密斯又發展了康拉德·瓦克斯曼為美國空軍機庫所設計的結構，為芝加哥會議中心設計了一個會議大廳，約720英尺見方，屋面采用網架結構，結構高度約30英尺，側面端頭懸挑達60英尺。拼貼畫的室內使用大理石紋理代表大空間內的墻體飾面。密斯引用康和瓦克斯曼的結構做為自己作品的支撐，啟示了一個鋼結構通用大空間的新時代。

▲音樂廳方案，室內透視，密斯-1942

▲會議中心方案，密斯，1952-1953

就像密斯的拼貼畫所預示的方法，如今大量的大空間工業建筑改造成為完全不同的使用功能。舊的空間形式和新功能的沖突以及由此創造的文化張力充分展現了當代生活的復雜性。在巨變時期，當代社會容納了文化取代的發生；大空間建筑為這種取代提供了一種空間上的可能性。如果沒有足夠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建筑是無法支持這種取代的。
伊利諾伊工學院的克朗廳（1950-1956）是密斯通用空間設計哲學的最佳例證。克朗廳是一個單純的220x120英尺（大約66x33米），高24英尺（約7.2米）的長方形，懸掛屋頂的4根鋼梁焊接在8個鋼柱上，都位于室外，以創造全無遮擋的內部通用空間；柱間的大片玻璃采用不同的透明度，在開放的平面外包裹著輕盈精巧的鋼和玻璃的立面。室內采用獨立的橡木隔斷來區分班級、授課和展覽的空間。盡管克朗廳在滿足繪圖室的使用功能時面臨采光、隔熱和噪聲等諸多使用上的不足，密斯仍然堅定地稱之為“最為清晰的結構”和“最佳表述的哲學”，他對通用性如此解釋：“在我看來，靈活性與需求有關……沙利文說過：形式追隨功能——我認為在我們的時代這一點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如今，功能是非常短暫的，而且我們的建設持續時間更長。因此，只有使設計非常靈活才是有意義的。”基于通用空間概念，密斯設計的結構同時實現了功用的靈活性和技術的紀念性，因此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大空間經典之一。

▲密斯和克朗廳

▲克朗廳立面局部

皮亞諾和羅杰斯設計的巴黎蓬皮杜藝術與文化中心（1972-1977）擴展了通用空間的靈活性的內涵，并且同樣以外顯的結構和設備形成技術主題的紀念性。蓬皮杜中心規模超過10萬平方米，包括歐洲最大的現代藝術館、一個大型的公共圖書館和音樂與聲學研究中心。這個巨大的可調整的結構戲劇性地向公眾展示了一個建筑物所具有的全部基礎設施，如同一臺信息和交流的機器，似乎在其中一切皆可發生。

▲蓬皮杜藝術與文化中心初始概念

藝術中心展廳的室內跨度約44.8米，外部另有約6米寬的空間可用。全部門、窗、墻體皆可拆裝，沒有固定的內部隔墻，在設計之初甚至計劃把整個樓板也做成可以升降的，因而桁架端部采用套筒和銷釘與柱連接，以便樓板可以上下移動。羅杰斯和萊斯把自由、變動的性能塑造為建筑的本質所在，并以這種適應性超越設計任務書的限制，促進了當代文化活動和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弗蘭姆普敦就此評價說，“它是先進技術威力的光輝杰作，它的外形就像一座以先進工藝裝備起來的石油加工廠……它代表了一種走向極端的、體現非確定性與最大靈活性的設計。”蓬皮杜中心遠超單一的“技術美學”范疇，把結構、交通、機電技術與藝術和文化中心的人文氣質結合起來，實現了通用空間在功能、空間和表現上多重意義的整合，直達建造活動的技術本質。

▲蓬皮杜藝術與文化中心結構

均質大跨度結構是建立通用空間的基礎，但機電服務設施和消防策略等方面也同時存在多功能適應性的課題。這些課題對于大空間的環境品質形成根本性的影響。隨著當代機電技術和基于性能的消防技術的進展，大空間在不同功能使用模式下的環境舒適度和防火安全也獲得了更多技術保證。

通用空間既指明了大空間的靈活使用方式，即隨時能夠改變內部的布局和使用模式，也包括大空間歷時性功能改變的可能性。例如巴黎的奧賽火車站改建為博物館，19世紀為火車旅行目的而設計的大空間，如今成為印象派繪畫和雕塑的展廳，是大空間通用性最為生動的例證之一。貨運飛艇公司位于柏林附近的飛艇庫從未完成建造飛艇的任務，于2004年改建成為一個熱帶主題樂園，每天接待約6,000名游客，工業制造和公共娛樂的功能差異在如此巨大的空間中實現了驚人的功能轉換。

▲從飛艇庫到主題樂園

通用空間概念為現今大量建造的體育場、體育館、展廳等提供了功能合理性的理論基礎。盡管這些建筑大多只能稱為“多用途場館”，與密斯描述的空間通用性相距甚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用空間在實踐中更多的表現為空間的多功能特征。同一大空間中多種活動的需求與強調功能分區的觀點截然相反，提出了實現建筑、結構、機電整體性技術整合的新要求。

以福斯特設計的索恩斯伯里視覺藝術中心（1974-1978）為例，這個中心包含一個完整的長方形大空間，長130米，寬30米，高7.5米。大空間由鋼管組成的門型框架和雙層墻體圍合，墻體內層和外層空腔約2.4米，其中安裝了機電服務管線、衛生間和暗房等輔助設施。室內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墻體，餐廳在一頭，然后是教室、畫廊，以及接待區和臨時展覽空間，學生、學者和訪客的活動都安排在同一屋頂下。傳統上這一系列設施可能需要幾棟建筑來滿足，但單一空間的整合鼓勵創造性的交流和不同身份的人之間的互動，使藝術學習能夠在一種非正式的、輕松愉悅的氛圍中進行。屋頂的自然光不僅基于能源考慮，也給這一場所增加了精神意義。這種大空間的標準化設計被稱為“高技術大棚”，在許多不同類型的建筑中采用。福斯特發展了密斯在克朗廳的設計，展示了通用空間在鼓勵校園生活多樣性方面所起的作用。

▲索恩斯伯里視覺藝術中心

展覽大廳仍然是現今最為典型的通用空間，單個展廳的規模經常超過10,000平方米，采用模數化標準展位設計，屋頂和地面提供足夠的預留荷載，在均勻分布的地槽內設有電力、電信、壓縮空氣等設備管線接口，以支持展位的靈活組合和個性化展臺的搭建。除了工業展、消費展等各類展會，大型展廳還能夠容納更多樣的活動。例如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5號展廳曾經舉辦2002年網球大師杯年度總決賽，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擊劍比賽在國家會議中心的展廳舉行。展廳本身是一個未完成的空間，只有經過周密的展臺搭建、燈光音響布置，實現預期目標，完成布展后轉變成為一個為人所用，具有體驗價值的空間。因此，就展廳而言，通用空間即是一個未完成的技術框架。

 ▲國家會議中心展廳

體育館同時作為比賽、文藝演出、會議、展覽等多功能使用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室內的場地一般采用各類多功能場地，比如中國近年新建大型館較常使用40x70米的場地尺寸，這一尺寸可以用于大型體操比賽，也可以容納其它更小場地的比賽，尤其是籃球和冰球比賽。當使用比較小的場地舉辦競賽或舉行演唱會、大型會議時，依靠臨時看臺和臨時座椅來實現可變的看臺容量。場館的這些多功能使用大都依靠審慎的設計和技術處理才能達到均衡，預先考慮好各種設施條件以使每一種使用模式都相對便利，并形成良好的使用體驗。

▲國家游泳中心，可轉換的游泳和冰壺場地

2022年冬奧會北京賽區的冰上競賽場館中，只有國家速滑館是新建的；其他項目都在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遺產場館中進行。通過永久設施的改造和增設臨時設施兩個基本策略，國家體育館、五棵松體育館用于舉辦冰球比賽，首都體育館用于舉辦短道和花滑比賽。這些多功能的“雙奧場館”成為2020議程后奧運會可持續策略的典范。

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2008年舉辦了游泳、跳水、花樣游泳比賽；2022年冬奧會期間將舉辦冰壺和輪椅冰壺比賽。除了奧運比賽之外，水立方比賽大廳還舉辦多種多樣的大型活動，從水上芭蕾、音樂會、商業發布到電視娛樂節目，甚至作為宴會大廳、藝術展示大廳使用。由Weaire–Phelan結構斜向切割并安裝ETFE氣枕形成的立面，展現了當代結構技術的紀念性，并形成這個長方形大廳的獨特魅力。

▲國家速滑館比賽大廳

國家速滑館的比賽大廳安裝帶有反射涂層的膜結構吊頂，展現為冰場節能定制的技術特征。這一反射雙曲面不僅在冬奧會期間提供前所未有的電視畫面，也為未來的多功能使用提供多種可能。

▲新加坡國家體育場機械看臺

大空間的多種用途對于場館基礎設施和機電系統提出了更為復雜，更需預見性的要求。空間內的使用負荷需要考慮到最大人流量和各種不同的使用模式；空調、照明、和聲學等專業也需要充分考慮多功能使用的要求。因為使用模式不夠明確增加了潛在的火災風險，因此多功能大空間面臨的消防安全措施更為嚴格。

在通用空間的概念中存在一種空間均質性假設，這種假設似乎刻意忽略了人對于空間的不對稱感知，即空間的真實面貌是異質而非均質的。由于實際使用流線、出入口關系、交通組織等原因，大空間內產生距離遠近的不同，而陽光、場地和外部景觀環境的特征等諸多差異也使抽象的均質空間事實上成為異質的。

對于真實的建筑體驗來說，通用空間無法和特定功能的空間相對照，兩者都有各自的意義和局限性。舉例來說，很多體育場按照田徑比賽設計，觀眾看臺圍繞田徑比賽場地布局，同時還要在場地外安排競賽管理和媒體混合區等空間。當這樣的體育場用于足球比賽時，因為外圍田徑場地的存在，觀眾距離足球場地的邊界比較遠，無論觀眾觀賽的體驗或運動員在場地中的體驗，都不如專為足球場設計的體育場氣氛那么熱烈。由此需求出發，巴黎的法蘭西體育場（1995-1998）、新加坡國家體育場(2014)，都使用大型的機械活動看臺來轉換田徑比賽和足球比賽的不同布局。

通用性或多功能性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一些特定的體驗機會。因為越是精微深刻的體驗，就越是依靠特殊設計的空間。國家大劇院分設歌劇院、戲劇場、音樂廳和小劇場，為每一類演出設計的空間和舞臺、技術系統增強了特定藝術表演的魅力，讓觀眾有機會獲得極致深刻的視聽體驗。設計中采用通用空間或特定空間是由一系列帶有價值判斷的技術選擇決定。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歐洲的足球俱樂部多有專為足球比賽建造的體育場，而美國發達的冰球和籃球職業聯賽促成了大量的體育館圍繞冰球和籃球比賽而設計。

同時，通用性也意味著某種未完成的狀態。這種狀態形成了體育、展覽類大空間建筑的使用特點，即為每一個特定的大型活動需要進行臨時設施的計劃和安裝。奧運場館就是典型的例子，每一次比賽都需要對特定的場館進行臨時設施（Overlay）的設計和安裝；對劇院來說，則意味著為每一次演出安裝特別設計的舞臺道具和布景。這種未完成狀態允許使用臨時設施彌補通用空間均質性假定的局限性，從而實現更為具體的建筑體驗。